当1993年出现的《白鹿原》以一个5年的时间段渐渐远离我们而即将成为历史时，“数量激增、泥沙俱下”也悄悄成为读书界谈论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时的普遍话题。9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文学，在经过了《我是太阳》、《人间正道》、《分享艰难》、《缱绻与决绝》、《放逐》的准备后，藏族作家阿来以一个藏族土司家族的兴亡为主题选项，以政治、阴谋、战争、性、爱情、复仇、暴力、死亡、巫术、商业交易为叙述“菜单”写就的《尘埃落定》向我们悄然走来。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何启治在谈到他的阅读印象时用“内涵很深，也很美”来评价，并认为该书是“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无论从语言艺术还是从思想内涵来说，都具备了‘大书’的品格”，如果以《古船》《白鹿原》为参考坐标，“该书进入经典行列，是迟早的事”。
北大教授戴锦华说自己读《尘埃落定》“有一种乘小舟沿江而下的感觉”，“深感触动与震撼的，并非作品的恢弘与磅礴，而是叙述者那份气定神闲的口吻”。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用“从容冷静、不动声色”来概括《尘埃落定》的叙述风格，认为该书“在题材与文体、阴与阳、柔与刚、静与动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富美感的张力”。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朱向前用几乎同样优美的文字评论阿来的语言风格：“作者以一种神闲气静的审美心态遥遥凝视远去的尘埃缓缓落定，行文空灵、飘逸，深具灵性和诗意。”当然，对《尘埃落定》的语言风格作出最好评论的还是作品本身。当你读到“管家?着月光走了。我掀开帐篷门，一方月光跟着溜进来，落在塔娜身上”时；当你读到“这是一个阳光明亮的下午。一串风一阵刮来的马蹄声立即就使人精神起来。一线线阳光也变成了蹦紧的弓弦”时，相信你不会怀疑评论家们的说法。
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尘埃落定》具备“经典”可能性的又一杀手锏。青年评论家止庵这样说：作者以一个傻子（主人公）的眼光看世界，用“一个傻子，往往不爱不恨，因而只看到基本的事实”作为全书的思想基点，在聪明和愚蠢之间力所能及地展示着智慧的风光。作者把定了一种智者的态度。自由撰稿人李大卫这样评论：“与以往的少数民族小说相比，阿来没有把一些充满民族情调的生活场景简化为牧歌，而是精心组织成一部现代主义的民族寓言。”首先刊载《尘埃落定》的《小说选刊》的编辑们则直接把该书指认为“一部哈姆雷特式的寓言”。徐坤认为“这不是一部让人激动或愤慨的作品，而是一部让人掩卷叹息并陷入思考之作”。《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则说阿来决心为万物重新命名，说阿来处心积虑的“野心”是“洗去汉语几千年来的文化背景，使这种语言被一位藏族土司少爷在某个野画眉声声叫唤的下雪的早晨突然创造出来。”
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一定要经过读者那挑剔的阅读眼光的涤荡，也就是要经过历史的检验，不是谁谁谁或哪个评论家说了算。但我们可以说出感觉，像《当代》杂志的周昌义那样说的：“《尘埃落定》的叙述感觉，像《百年孤独》；命运感觉，又像《红楼梦》……其实《尘埃落定》什么也不是，她比现实主义更浪漫，比浪漫主义更前卫，又比前卫更落后。武林高手的功夫到了最高境界，就无门无派无祖无宗……《尘埃落定》离化境当然还有漫长的道路，但她的确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有了集大成的意思。”
当我们的某些专业作家们和钟情于文学写作的“码字工”们几乎以每天两部的速度，向我们的读者表演着批量生产长篇小说的壮景时，读书界呼唤“经典”的声音却时时不绝于耳；当某些以文化守望者自居的批评家们对那些于文学于读者并无多少意义的批量产品，不加任何掩饰地吹捧时，读者对长篇小说的购书热情却日日骤减；当我们的传媒不遗余力地为私性小说、词典风波大“卖”版面时，却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如《古船》、如《白鹿原》）给读者的阅读空间带来强烈的震撼。而今天，当我们在抱怨批评缺席、文学失语的牢骚中，在韩（石山）谢（冕）之间以“何为批评”、“如何批评”的意气之争中，《尘埃落定》不声不响地走进了文学家的还有我们普通读者的视野。尽管我们现在称她为“经典”为时尚早，但文学界内外的热烈反应告诉我们，它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丝毫不让《古船》《白鹿原》当年。
